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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维权先要维法

作者:高适    来源:消费日报    更新时间:2010-05-21 18:54:17   【发表评论】【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公布至今已经历了十五载。十五年来,《消法》在完善社会维权机制、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以及促进消费维权蓬勃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这部十五岁的《消法

》已经无法完全背负起新形势下消费者维权的重任。为了在消费者维权领域更加公平、公正的保护各方的权益,应当进一步完善《消法》,弥补漏洞,添补空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事、依法维权。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

    任何一部独立的法律都具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这是一部法律存在的重要前提。关于《消法》的适用范围,《消法》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十四条分别规定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这些规定仅仅是原则性的,目前还没有相关的配套规定加以明确细化,以至于在《消法》的具体适用上存在诸多争议。完善《消法》,首要之义就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1.明确“消费者”的涵义。《消法》第二条将消费者定义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一规定过于笼统,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当扩大消费者概念的外延。首先,消费者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也应当包括社会组织。在实际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企业、个体经营者,因买到不合格产品而投诉,但根据消法规定,不属于受理范围,其实,认定其是否是消费者,不应以其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为界定标准,而应看其是否是为了生活消费,是否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也就是说,这些社会组织买回商品是商品价值的终止,使用价值的开始,那么就应视社会组织为消费者。其次,知假买假者也应当是消费者。从法律的角度讲,并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知假买假者为社会公众打假,而应该看重它对于抑制假货泛滥的客观效果。《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双倍赔偿制度,由于受人力、物力等因素制约,当前我国专门执法机关的打假力度和广度远远不够,制假售假日益猖獗。普通消费者的打假是地毯式的,无处不在,且是深入的,不讨个说法誓不罢休,能有效弥补专门机关打假的不足。认定“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就是扼杀这种打假行为,放纵制假售假行为,其最终结果是保护了制假售假者的利益,而受到损害的是依法经营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这种结果是违背《消法》立法精神的,也与我国经济建设背道而驰。因此,应以立法的形式确认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地位。经营者因提供假冒伪劣商品承担加倍赔偿责任的,不得以消费者购买商品数量过多为由免责。

    2.明确“商品”的涵义。《消法》制定时,房屋属于福利待遇,不算商品。而现在,房屋也已经变成了商品房,还有汽车、水、电等等。面对更加繁荣开放的市场,《消法》应当对商品的概念以总括式的定义加以明确。

    3.明确“服务”的涵义。比如医疗,15年前大都是公费医疗,不属于服务范畴,而现在但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进行,即使是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也存在平等的交换关系,而且目前医疗机构的收费普遍偏高,大多超过其提供的医疗服务价值,患者就医是为生活需要接受服务,其权益当然受《消法》保护。患者到医院就诊是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心理和生理需要而接受医疗服务,是一种消费行为,患者属于消费者。我国目前尚无专门保护患者权益的法律,《消法》中规定的保护弱者的原则,是最接近保护患者利益的原则。把医患关系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既符合我国目前医患关系的现状,也符合《消法》的立法原意。

    4.明确“经营者”的涵义。《消法》用于界定经营者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仅仅是社会经济中的称谓,不是明确的法律概念,在目前的法律中,也找不到明确的条文加以界定,而明确经营者的涵义,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可以向谁提出索赔,也能够明确谁将承担经营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扩大《消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范围权利是保护消费者的基本依据。《消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消费者九项权利,使消费者在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凭借法律的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销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出现,比如,一些消费者在参加商场的有奖销售或在网上购物时,经常被要求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收入、联系方法等。而这些个人隐私常会被卖给其他商家,使消费者不胜其扰。仅仅九项权利已经不足以保护消费者,或者说,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利的范围,这里面非常突出的是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虽然受民法保护,但是在消费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内容,经营者未经允许,为了谋利擅自泄露消费者个人隐私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有必要扩大《消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范围。加强《消法》维权途径的可操作性

    维权途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问题。现行《消法》为消费者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但是这五种途径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严重地影响到消费者权益的落实。

    1.“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在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信用缺失问题突出、政府管理滞后的转轨时期,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尚待逐步提高,通过“与经营者和解”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尚难成为一条主要的途径。

    2.“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诉”。由于消费者协会是社团性质的组织,受职能限制,对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纠纷只能运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缺乏强制力保证;由于《消法》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对消费纠纷进行行政裁决的手段,行政机关也只能通过行政调解的办法解决消费纠纷,而且即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机关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办法。针对这两种情况遇到的问题,可建议将经营者与消费者达成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民事协议公证,已获得强制执行力。

    3.“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关仲裁”。目前,消费者选择仲裁途径解决消费纠纷受到一定的制约,主要是消费者一般在购买商品、与经营者发生消费纠纷后,才需要考虑选择仲裁途径解决纠纷,而请求仲裁是以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自愿为基础的,但此时很少有经营者愿意与消费者达成通过仲裁解决消费纠纷的协议。针对这一问题,立法中可针对容易引起投诉、价值较大的商品及服务设置仲裁前置程序。

    4.“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许多情况下,经营者敢于明目张胆地进行商业欺诈,而绝大多数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却被迫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消费者投诉的成本过高,而侵害行为的风险和代价却太低。许多常年从事维权工作的人都清楚,哪怕消费者购买的只是几元、几十元的商品,索赔的过程也不会简单多少。即使索赔成功了,那些售假的商家也只需退还货款外加等额的赔偿金,比起可能的售假收益,这点钱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如果索赔不成功,消费者承受的时间、精神和金钱的损失还将更大,这显然不公平。要解决这一困境,发挥诉讼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一是要完善小额消费纠纷制度。从长远看,小额消费诉讼应由简易程序进入特别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民诉法》规定的集团诉讼登记制度也适用于小额消费诉讼,从而方便消费者在他人起诉时搭便车。二是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目前,《消法》中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的规定,按照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的推论,消费纠纷应当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但是消费纠纷中存在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差异性,即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果这些工作要消费者去做,一方面消费者要承担商品检测鉴定的费用,而高额的检测费往往超过纠纷商品本身的价值,使消费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消费者单方送检,即使通过商品检测鉴定查明了问题,经营者也有可能以种种原因不承认检验结论。这一情况的存在也是目前消费纠纷解决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按照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相适应的合理原则,确立体现保护弱者、倾向于消费者一边的举证责任制度。当消费者因商品质量问题提出赔偿请求的主张时,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应当明确地规定在提供购买凭证、展示商品存在缺陷或瑕疵(不需检测)两点上,如果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求偿主张有异议的话,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果侵权事实成立的话,应当明确规定由经营者承担检测费用。

    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高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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